第251章 由根本论（2/2）

《太平经》亦名《太平清领书》，大致成书于东汉中晚期，乃早期道教经典文献，其所蕴含的性别思想和女性观念，彰显着彼时道教的性别立场。

概括而言，《太平经》中蕴含的女性观念，大抵为“重母贵生”“阴阳互好”“阳尊阴卑”等。

而这些道教在现实层面的女性观念，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道教对女仙的书写描绘与形象塑造。

早期道家对女性生育功能极为尊崇，圣人老子的《道德经》中，将喻指母性生殖器官的“玄牝”，视作生生不息、孕育天下万物的“天地根”。

《太平经》对早期道家重视生育的观点，多有承袭和发扬，其中认为，人类繁衍是天下太平的根基所在。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意义正在于此。

男女交合，阴阳调和，成家立业，繁衍后代，推动社会发展，以达天下太平，方合天地理数。于“重母贵生”观念之下，道教鉴于社会现实，提出“兴国广嗣之术”。

东汉之际，宗室面临“绝嗣”困境，关乎国家命运与天下太平，《太平经》顺应皇室需求，宣扬“兴国广嗣术”。

其主张国君应率先垂范，履行生育之责，于天下各州各娶一女子，使天子之气与各州地气交融，确保各地繁荣。

同时倡导除帝王之外的男女，亦需“阴阳结合”以繁衍后代。

此外，针对汉代社会大量虐杀女童之现象，《太平经》着重指出，虐杀女童违背“兴国广嗣”与“天地正统”，且会破坏所倡导的“阴阳平衡”，致天下混乱乃至“绝灭无后”。

世人现今之所为，岂非开历史倒车之举乎！

古人尚且知晓“兴国广嗣”“阴阳平衡”，今世之人却借口红尘多舛，艰难困苦，欲行人伦之事，却不愿承担天伦家族延续之责，谈何未来可期，何来将来往去！如此自毁家门，走向亡国灭种，更将何去何从！？

《太平经》中“重母贵生”的性别观念及其倡导“兴国广嗣之术”，一反传统重男轻女之社会抉择，确保女童生存权利。实乃使当时世人行为端正，不入魔障之正法。

然彼时“重母贵生”观念之意义，亦不宜为今世人过度拔高，因其并非对女性地位之肯定，更非真正意义上之男女平等，仅肯定女性之生育功能，及其广嗣之效。今世上须融入《道德经》中，天地根观念，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行天地自然之道，启人类命运之门。

古时因医疗水平有限，女性生育面临诸多困难，且死亡率相当之高，有《汉书·外戚传》中，霍光妻子霍显有云：“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可见当时，社会上层，尚如此感叹生育事之难，社会下层女性，生育困境可想而知！

尽管道门所说的是广嗣，但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毫无节制、多多益善。

要清明，女性在整个生育过程中，哪怕是主动的双修过程，其心理到生理，始终受到不可避免的损耗伤害，这是不容忽略的事实。

道门阴阳观念，在华夏古代传统思想中非常重要，阴阳法则，被看作是天地自然法则亦是天道的法则。此一观念，亦常在世人所创的养生长寿与房中术内，有所体现，且对世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太平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文献，继承了道门传统阴阳观念，并结合自身“兴国广嗣”目的，衍生出利于生育繁衍的“阴阳互好”。

而“阴阳互好”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看做是在强调“两情相悦”，即重视男女双方在结合中的自身情感感受。

《太平经》一一五卷，《苦乐断刑罚决》认为，男女双方相悦相知、同心同乐，可使家庭和睦、子嗣绵延。

若不顾及情感，强行结合，使双方不悦，则会有凶咎发生。“重母贵生”“阴阳互好”等观念，产生了诸多社会意义，如肯定女性生育功能、反对虐杀女婴、关注两性情感、修正儒家情礼体系等。

但其背后为“兴国广嗣”服务的真实目的以及与官方相一致的“阳尊阴卑”观念，证明《太平经》所提出的理论，未打破既有社会性别秩序，是激进性别观念之述。

要知道，《列仙传》中所记录的七十余位仙人中，仅有六位是女仙。

江妃二女、弄玉、钩弋夫人、毛女以及女丸。一眼即可看出，女性仙神之数量占比，少之又少。

算起来不足所述十分之一，而且在记载形式上，也并未对每一位女仙都单独记述，把“江妃二女”混同记于同一篇章中，“弄玉”更是只记于其丈夫萧史篇中。

除此之外，在成仙方式上，更未尽详实。除“江妃二女”本为神人和“钩弋夫人”生有异能之外，其余皆写与男性相关，或是由男性相助得道成仙。

“江妃二女”其原型，本为“汉水游女”，在《诗经》中已曾有描写，但仅以一句话概括之，是一个抽象空泛的形象存在。而随着时代演变，在《列仙传》中呈现出一个较为具体完整的故事。

刘向用“不知其神人也”点明江妃二女的神仙身份，并通过玉佩凭空消失，二女转瞬不见等描写，加强其女仙神秘色彩。

“汉水游女”从笼统抽象的美好形象，转变成为具体清晰的仙女形象，是刘向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以及道教教义而做出的改写作业，使其符合道教宣扬女性成仙、仙女赠佩等观念，为发扬道教长生修仙之思想服务。

而“钩弋夫人”原名钩弋夫人，《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她是汉武帝的妃子，汉昭帝的生母，因居住在钩弋宫而得名，《汉书》中亦有其身份记载。

但在刘向所着《列仙传》中，她被塑造为一位生有异能的女性，自小便手握玉钩，有“贵人气”，因此被汉武帝宠幸，原本因居钩弋宫而称的钩弋夫人也变为因其异能而称。

刘向将历史人物神仙化，又将神仙历史化，每一处书写都是为了强化其神仙特征和女仙形象，以致为道教成仙思想服务，宣扬道教教义。

由成仙人数、成仙方式两方面来看，《列仙传》中男性较于女性占据绝对优势，女仙数量稀少、地位低微，依附性明显，未成独立体系。

究其原因，在《列仙传》创作年代，儒家“三纲五常”伦理体系形成并一时占据“独尊”地位，制度安排多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上所建构的性别秩序中女性处于底层与边缘。

儒家以“服”“顺”为美德，妻子需以丈夫为尊，女子是被男性主宰和塑造的客体，在此种观念影响下，仙传书写中女仙也被刻画为依附男仙的客体。

而且因《列仙传》作者刘向思想中渗透着儒道二家的因素，二者对立融合，于其书写创作中也会体现儒家思想。

《务光》篇中，就有言：“废上，非义也；杀人，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

此句话明显含有儒家“仁义”道德思想。所以，《列仙传》虽为道教仙传，但受创作时代社会的正统观念以及作者个人的主观价值影响，其不可避免带有儒家思想与色彩。

《列仙传》中书写的女仙故事虽少，且女仙处于依附男性的劣势地位，却也在无形中告诉社会上的女性：神仙确有，无论男女皆可成仙。

这会为当时社会中受到严格礼教束缚、被“贞顺”所压迫的女性提供一种精神疏解，给当时女性并不宽裕的人生选择增多一种可能性。

魏晋时期，道教的新发展与女性观念的新突破

魏晋时期，天灾人祸频仍，社会动荡剧烈，思想自由开放，各民族融合不断加深，思想碰撞激烈，社会文化丰富多元。

在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魏晋时期的道教和女性观具有独特的存在形式和理论内容，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

道教为适应社会变化，不断自我变革、分化转型。为更好地宣扬教义，道教各神仙传记中对女性的书写日益增多，所构建的女仙形象也逐渐变得自由多样。

受魏晋时期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女性观与之前的朝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魏晋是一个黑暗动荡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情感激荡的年代，它思想解放、学术开放、民风自由，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转折点。

在儒学衰落、玄学兴起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经学失去了统治地位，繁琐刻板的礼仪道德规范似乎也失去了权威性。

而且，魏晋时期的文人志士在玄学的影响下，大多追求自由、崇尚自然，推崇人格美和艺术化的人生，形成了“魏晋风流”。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人们对女性的看法和评价也具有了进步性，不再局限于以儒家三从四德等标准来定义女性。

他们逐渐重视女子的品德、才情、风度等方面，塑造出了有别于以往的时代新女性。

而魏晋时期道教的新发展与女性观念的新突破，则影响并改变着该时代道教女仙的书写。

《神仙传》是由葛洪所着的魏晋时期道家经典仙传，共十卷，收录约九十二位仙人事迹，其中详细描写了九位女仙，分别是采女、太阳女、太阴女、太玄女、樊夫人、东陵圣母、程伟妻、麻姑和西河少女。

对比《列仙传》来说，《神仙传》的作者葛洪是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他信奉“神仙实有”，认为“仙可学致”，且不论男女老少皆可成仙。

在此观念影响下，《神仙传》中所刻画的九位女仙在类型上不尽相同，数量上也有所增加，形象上亦摆脱依附性，更加独立自主，占据一定优势地位。

凡此种种，皆可使女仙对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吸引她们成为道教教徒。

《神仙传》中女仙初成简单体系，开始独立于男仙，摆脱以往依附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胜过男仙。

而且依照葛洪所列神仙等级来说，居于“上士”的女性天仙是数量最多、占比最重的。

这从侧面反映出葛洪为传达男女老少皆可成仙之思想，吸引民众信道修仙，对女性形象进行了改造。

不仅从数量上增加女性占比，更从“质量”上提升女仙，以形成更大的吸引力。

魏晋时期道教为保全自身寻得发展，演变出了上层社会甚至全社会所支持的“神仙道教”，迎合民众渴望长生、修道成仙的愿望。

《神仙传》的作者葛洪，乃魏晋时期崇奉神仙道教之代表人物，不遗余力地宣扬道教教义。

其所着《抱朴子·内篇》，系统地阐述了长生成仙之神仙道教思想，奠定了神仙道教之理论基础，实乃神仙道教之理论体系。

其所着之《神仙传》，亦是为宣扬道教教义而作之补充，可谓道教之“教辅材料”。

且葛洪作为东晋道教理论家，尚认为“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其自身坚信神仙实有，认为只要得有效仙术，便可永得长生。

为宣扬此“仙可学致”之仙道思想，使民众坚信神仙实有，葛洪作《神仙传》以宣扬教义，传达只要习得正确修炼之法，不论男女老少皆可成仙之思想，以吸引更多民众信道修仙，弘扬道教。

为宣扬道教，吸引更多女性成为道教信徒，葛洪于《神仙传》中增添女仙事迹、改变女仙形象，实乃顺理成章。

《神仙传》中所刻画的女仙形象，乃是当时神仙道教修仙思想的具象化体现，是魏晋时期神仙观念世俗化、人间化的映射，具备显着的弘道特质。

在此种宣传的影响下，深陷苦难现实生活泥沼的女性，或许能够觅得一种精神寄托，收获心灵的慰藉。即便飞升成仙或许仅是一种美好的期许，但这也为彼时女性本就不宽裕的人生之路，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自秦汉时期长生修仙、神仙思想等应运而生并广泛传播以来，社会上有关神鬼之事的创作与日俱增，神话志怪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甚。

而东晋史学家干宝所着的《搜神记》，作为魏晋时期神话志怪小说的扛鼎之作，其记载的资料详实，涵盖约四百六十则故事，人物类型繁杂、身份各异，包含人、鬼、妖、仙、神等，价值不可估量。

《搜神记》中有关女仙的代表性作品有：《园客》《董永》《杜兰香》《弦超》《河伯婿》《羽衣女》《建康小吏》等。

审视这些作品，不难察觉它们几乎皆是以男女情爱为核心主题的。若依此主题划分，所牵涉的女仙类型可归为受感召或奉旨下凡协助凡间男子、自愿与凡男联姻、被迫嫁人等几类。

在《搜神记》有关女仙情爱的篇章里，《园客》《董永》等篇目所涉女仙，皆是受感召或奉旨下凡，以助凡间男子。

《园客》篇幅短小，对女仙的描述甚是简略，仅有“神女”“女与客俱仙去”等寥寥数语，至于女仙的样貌等，则更是只字未提。

相反，记载中对“园客”的样貌却有详尽说明，言其“貌美”，众多女子皆欲嫁之，然他皆未应允。

他一心专注于种植香草，引得五色神蛾前来，后又有神女相助养蚕，最终成仙而去。

在此篇目中，神女所占篇幅甚少，并非主角，其似乎是因园客之品行与作为而来，对男主角园客并未有明显情感流露，亦不留恋凡间。

与《园客》相似的还有《董永》篇，董永因品德高尚且“至孝”，织女奉天帝旨意下凡助他偿债，任务完成后便表明身份与来意，随即离去。

在此篇目中，织女的描述同样不多，仅记载其降临之目的与离去之事。与《园客》相同，两篇皆着重刻画男主角，凸显凡男之美貌、品行、作为等，以此引得神女前来相助男性达成某种目的。

在这其中，女仙皆持一种客观沉稳之态度，并未沉溺于爱情，而是高高在上，身份尊崇。

魏晋之际，天下纷扰，战乱频仍，诸族交往融合日盛，所成之思想文化颇具包容性，世人之思想亦处于开放自由之态。

值此礼法废弛之际，女子或有可能突破封建礼教之束缚，大胆追爱，自由择偶，追求幸福。

且魏晋之时所行之屯田、占田等土地制度，亦促使女子得以占有并经营土地，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确保其经济地位与经济基础。

伴随社会参与度与经济地位之双重提升，女子于婚姻中或不自觉地拥有选择权与主动权。

此类社会现象映照于诸如《搜神记》等文学作品中，其所塑造之女子遂具有该时代之“新风貌”，包含大胆自由、思想开放、勇于抗争等特质。

于《搜神记》所记载之女仙故事中，女仙皆处高高在上之态，男子则对其依附尊崇。

然或女仙与凡男之结合于某种意义上亦体现出社会上平凡男子因九品中正制之森严阶级制度而无法建功立业，遂期待能与名门望族联姻以提高身份之愿望。

南北朝之际，儒、佛、道三教融合，女性传统观念回归。

儒、佛、道三家，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举足轻重，其产生后，皆对社会思想影响至深。

自西汉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遂立其官方正统思想之位，于维护政治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等，作用显着。

后于“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思想中，儒家渐趋宗教化。至东汉末年，儒学流为迷信、荒诞之谶纬之学。

人间惊鸿面，汉江河畔边。

汉白玉雕琢，佳人低目垂眉。

又是谁手握明珠，顾盼生姿，裙裾飘扬？